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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把英语译成中文
中国的英文缩写有四种情况：
1、CN，广泛用于互联网等领域。
2、CHN，主要用于比赛项目，CHN是在联合国注册的国家代码，国际上的正式场合都用这种统一的国家代码。
3、PR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缩写，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较正式的说法。
4、P.R.China，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说法。
英语翻译技巧：
1、省略翻译法
这与最开始提到的增译法相反，就是要求你把不符合汉语，或者英语的表达的方式、思维的习惯或者语言的习惯的部分删去，以免使所翻译出的句子沉杂累赘。
2、合并法
合并翻译法就是把多个短句子或者简单句合并到一起，形成一个复合句或者说复杂句，多出现在汉译英的题目里出现，比如最后会翻译成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宾语从句等等。
英语最开始是怎么翻译的
不同国家不同语系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慢慢熟悉对方的语言,并加以总结和告知后人,长期的积累,然后我们才有了现在各种的翻译. 中文和英文两个语系的沟通,肯定是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才达到目前的互译水平.
中国人是怎样把英语翻译成汉语的呢
翻译分直译和意译。
直译与意译这两种不同的译法，自古有之。然而自五四以来，人们围绕着这两种译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1922年，茅盾在“‘直译’与‘死译’”一文中写道：“近来颇有人诟病‘直译’；他们不是说‘看不懂’，就是说‘看起来很吃力’。我们以为直译的东西看起来较为吃力，或者有之，却决不会看不懂。看不懂的译文是‘死译’的文字，不是直译的。
1934年，茅盾在“直译·顺译·歪译’一文中写道：“‘直译’这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这是反抗林琴南氏的‘歪译’而起的。我们说林译是‘歪译’，可丝毫没有糟蹋他的意思；我们是觉得‘意译’这名词用在林译身上并不妥当，所以称它为‘歪译’。”
1980年，茅盾在《茅盾译文选集》序中回忆这一段往事，他写道：“后来有的译者随意增删原著，不讲究忠实原文的‘意译’，甚至‘歪译’，那就比林译更不如了。”
从以上情况看，在二三十年代，反对直译的人所反对的是看不懂或看起来吃力的译文；反对意译的人所反对的是随意增删原著、不讲究忠实原文的译文。
鲁迅也是积极主张直译的。
后来有人提出直译和意译是一回事，是无法区分的。
1946年，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写道：“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所谓‘意译’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直译’偏重对于原文的忠实，‘意译’偏重译文语气的顺畅。哪一种是最妥当的译法，人们争执得很厉害。依我看，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
1953年，林汉达在“翻译的原则”一文中写道：“正确的翻译是直译，也就是意译。死译和胡译不同，呆译和曲译不同，这是可以划分的，它们都是错误的翻译。正确的翻译是分不出直译或意译的。”
1959年，周建人为《外语教学与翻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直译”’。他在文中写道：“直译既不是‘字典译法’，也不是死译、硬译，它是要求真正的意译，要求不失原文的语气与文情，确切地翻译过来的译法。换一句话说，当时所谓直译是指真正的意译。”
如果说四五十年代人们认为直译也就是意译，二者无法区分，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人们又对直译和意译分别作了分析。
1982年，周煦良在“翻译三论”一文中写道：直译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译音而不译意。如democracy译为“德谟克拉西”，而不译为“民主”。第二类是照字面译。如crocodile tears译作“鳄鱼的眼泪”，而不译作“虚伪的眼泪”。第三类是不按照中国语言习惯和词序而按照原文的结构或词序的翻译。如“‘你来了，’她说”。最后，他指出“这样一些直译好像为数不少，但就一篇文章，一部书来看，直译的成分毕竟是少数。”
1978年，许渊冲在“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一文中也谈到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他说：“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最后他得出五点结论，归纳成两点就是：一．译文和原文相同的形式能表达和原文相同的内容时，可以直译，不能表达时就意译；二．原文的表达形式比译文精确、有力时，可以直译，译文的表达形式比原文精确、有力时，可以意译。
1979年，王佐良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写道：“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扣局部，既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
从以上情况看，七八十年代的译者对直译和意译作了分析和比较，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说明当代的译者比二三十年代乃至四五十年代的译者在理论上都更加成熟了。
在国外，译界的同行也同样在这一方面进行探讨。英国剑桥大学乔治·斯坦纳教授主张意译。他在1975年发表的After Babel一书中发挥了17世纪英国学者约翰·德莱顿关于意译的主张。他写道：“翻译的正确道路，既不应是直译，也不应是模仿，而应是意译 (paraphrase)。所谓意译，就是‘译者有一定限度的自由，他要时刻看到作者，这样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但他主要是紧跟作者的意思而不死扣字眼，他可以对作者的意思加以引伸，但不能改变。’据德莱顿说，这就是埃德蒙·沃勒和西德尼·戈多尔芬1658年翻译维吉尔的史诗《伊尼德》(Aeneid)第四卷时采取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德莱顿本人翻译维古尔、贺拉斯、奥维德、朱文纳尔、乔叟等人的著作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在他评论别人的译作时(如1685年出版的Sylvae一书的序言)所阐述的也是这种方法。通过意译，‘作者的精神可以得到传播，而不会遭受损失。’好的翻译好比是‘一种写生’。最理想的情况是，译作不剥夺原作的权威，而能向我们表明假如原作本来就是用我们的语言创作的，它会是个什么样子。”
英文怎样翻译成中文?(手机)
1. 十九世纪中叶，五口通商的结果使广州成为中国人从实用角度开始学习英语的最早地方。当时在广州出现了一本英语教科书，叫做《鬼话》(Devil's Talk)。其实，这部旨在教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课本不过是一种粗浅的、用汉语注音的英语词汇入门书。例如：把today 注为“土地”，把man注为“曼”。1884年上海的点石斋石印了一本可以被称之为最早的英语900句的会话书，书名叫《无师自通英语录》。这部书突破了《鬼话》只以单词为核心的编排方式，而代之以译成汉语的英文句子为核心。当然，它仍采用汉语的字词来标注英文的读音。例如：How many chapters are there in this book? 这句英文被注成了“好美呢却迫忒儿司阿儿则儿意因祭司不克”。另外，英文在上海更发展成了以通俗的、类似打油诗一样压韵的竹枝词为载体的不乏趣味的“洋泾浜”英语，这就是所谓的“别琴”竹枝词。“别琴”这两个字原本是英文business(生意)的近似汉语读音，后来英国人恶意地取笑这种不准确的读音，于是就用pidgin这个发音相近的英文词来表示胡编乱造的、不规范、不准确的英文。Pidgin English便成了“洋泾浜英语”的代称。举个例子博大家一笑：“清晨相见好猫迎（早上见面说good morning），好度油图嘘阔情（相互问候说how do you do）；若不从中市归市（squeeze,意思是敲诈），如何觅市叫先生（先生为Mr.）。” 2. 从英语习得史的角度看，在这一英语学习的“启蒙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方法特点是:（1）完全以字为中心，简略之极；（２）完全以汉文化的生存实境来强迫英文就范。换句话说就是：“字本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制夷”。只是，依照这样的方法学出来的英文真难为了洋鬼子。 3. 1898年，一个名叫马建中的人出版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马氏文通》。这是国人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以欧洲语言的所谓“葛郎玛”（grammar）来系统地解释古汉语的文言文。“葛郎玛”这样一种总结语言规律的方法被马建中拿来“以夷制中”，使国人茅塞顿开地感受到汉语文言文亦有语言“规律”可循。从英语习得史的角度看，进入这一以“句本位”为特征的英语学习的“理解期”后，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方法一变而为强调“语法”，即注意力转向到英文词与词之间的“构成关系”上，重视完整的句子，旨在理解英文的“意义结构”。对于“启蒙期”而言，无疑这是一次英语学习方法上的革命 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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