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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为七天最早来自哪里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
现在通用的一星期为7天的制度是产生于古代西亚的两河流域。大约是在公元前7~6个世纪之间，巴比伦人就有了星期制，他们把一个月份分为4周，每周7天，7天为一个星期。
一、星期制度的来源
据说古巴比伦有祭祀星神的建筑，建筑总共有7层被称为7星坛，从上到下依次为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星神，古巴比伦人认为这7个神是轮流值日的，每个神管一天，于是古巴比伦伦每天都要祭祀一个神，七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星期制度的来源。
二、我国古代历法中相似的知识
在西方，是古巴比伦人，先以7天为一周作为时间单位在我国也有类似的知识，星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七曜，七曜在中国夏商周时期指的是天上运行的7个主要星体。七曜指的是日月金木水火土，所谓的金木水火土指的就是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我国古代的古人对天上的星宿很有研究，甚至给这些星星取了额外的好听的名字。在我国古代，古人是用观察到的天象来定义时间的，比如昼夜交替的周期被称为日，月相变化的周期被称为月。
三、星期制度的实行
实际上在我国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用天上的7星来指代轮回的7天或者一周了。当古巴比伦能把7天作为一周的时间单位后，经过犹太人，把这一时间制度传到古埃及，又从古埃及传到罗马，再从罗马传到世界各地，大概是在公元三世纪，唐朝时期，因为西域和中国产生了交流，所以这一制度就传到了中国，又从我国传到了日本，最后在我国到达民国时期的时候就被广泛采用。自此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采用了同一时间制度法。
"星期"是从哪传入中国的
“星期”严格来讲是基督教带来中国的，早在明朝的时候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来到了中国，并且写了《天主实录》这本书来宣扬基督教，里面就有关于“星期”的记载。不过当时并没有很多人采用这种制度，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延续着以前的制度。直到清朝末年，开放港口之后，星期制才大范围地流传开来。
光绪二十八年时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在这份文件里面清楚地规定了全国中等高等学堂都必须采用星期制，上六天课星期天休假一天。不久之后的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星期制也大范围的流传开来，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开始实行星期制，民间也渐渐地效仿，也开始使用星期制。
星期制来源于两河流域，是古巴比伦人为了记录时间而创造的，一个月分为四周，一周为七天。之后犹太人将星期制带到了古埃及，古埃及人又将星期制传播给了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用自己神话中的人物为每个星期进行了命名。官方最早确定星期制是在公元321年3月7日，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宣布一周七天，周日休息的制度。之后，这个制度便被传播到世界各国，为世界各国沿用至今。
说起星期，便不得不提到英文中每个星期的名字，很多人感到很好奇，为什么英语的星期是用北欧神话命名呢？这是因为星期的英语是外来的。身为日耳曼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入侵大不列颠岛创建英格兰王国之后，他们的语言就和英语融合在了一起，而星期正是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的语言。
星期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唐代就开始使用了。星期制是古巴比伦发明的，唐代从波斯传入中国。当时是以曜日来称呼，周日是日曜日，周一是月曜日，周二是火曜日，周三是水曜日，以此类推，至今日本仍然使用唐代的称呼，把每天称为X曜日。因为每天是用天上星辰来标识，因此叫做星期。
星期的概念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星期制是古巴比伦人创立的制度，后来传到古希腊、古罗马等地，古罗马则用自己信仰的神灵为七天一周命名。星期制最早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制定，在321年正式实施，此后星期制被传递到了世界各国，以至于成为了世界上的通用制度。中国古代并没有七天一周的说法，基本就是遵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时间。那星期制度是怎么传到中国的呢?下面就为大家做一番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星期制的起源
星期制是个舶来品。在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就有“七日一周”的历法。到了公元321年3月7日，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宣布七天为一个星期。
据说，它起源于公元前约2000年的古代两河流域。巴比伦人认为日、月、火、水、木、金、土这七个星神是轮流值日，各管一天。“星期”即为星的日期的意思。另一传说则与《圣经》有关。说连续工作六天创造世界的上帝，在第七天“歇了他的工，安息了”;于是，这天就成了星期天。称作“礼拜”，是这天与基督徒的“礼拜日”同日。如当时上帝早吃力了或是提前完成创造万物，恐怕就做五休二，那一周双休就始于那时了。
在中国，也有如同星期制的作息制度。在西汉，“吏五日得一休沐”;但这个休息日不固定不统一，轮到哪就休到哪。而且只对公务员，不对社会全体成员。到了唐朝，官员的休息间隔被拉长成“旬假”(一说是与“休沐”并存)，也就是十天一休。至明清，“旬假”就没了。而对平民百姓来说，共同的休息日则是在节庆里，主要有新年的春节、大如年的冬至以及皇上的生日。
星期制来到了上海
开埠后，上海人看到了身边外国人享受星期制的快乐和惬意。
在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5月8日出版的《申报》上，有《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一文。其中写道：“每届七日，则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长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
这好处是明摆着的：“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六日中之牢骚郁闷而此日惟一切消愁。游目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莫乐于此日。”反观自己，“中国日日不息，而不息者不过行为无功之举动，卒之心劳日拙，身劳日疲，万事蹉跎，一生废弃，可不惜哉!何若振作精神，日进无疆。”
由此，上海人得出的结论也是鲜明的：“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提出“亦仿西人七日之期而少息，其余日月愿奋勉以图功，无使日日不礼拜休息，反同日日皆礼拜休息，悠悠忽忽，一事无成以了结此生也。”
葛元煦在1876年(清光绪二年)写成《沪游杂记》，其《第一卷·礼拜》也有如此感受：“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历虚、房、星、昂四宿值日。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驾轻车、骑骏马，或携眷出游，或赴堂礼拜。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云。”不知《申报》那文，是否是葛先生投的稿。
《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发表之日，上海开埠仅二十九年。星期制影响的扩大和增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由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在1865年，居住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人已过2000人。据统计，到1870年，住公共租界的英国人有894人，美国人为255人，德国人在200人左右;居两租界的法国人达297人。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人最多，占在沪外国人的一半。二是由于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洋行、企业和学校等处工作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与洋人有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的华人，作息制度只能与其同步。三是与华洋共处有关。尤其是在1853年小刀会爆发，不少华人逃入租界，使在租界居住的华人从原来的500猛增至20000以上，大大超过了洋人，由此奠定了租界内华人多于洋人的格局，自1865年起，租界所居华人通常是洋人的40到50倍。华洋生活共处，耳闻目睹，潜移默化;所受影响更为直接，所起作用自然是更大了。
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
心动化作了行动。星期制(礼拜制)开始进入上海人的生活，由租界延至华界。时间就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世纪80年代。
首次见到中央政府关于实行星期制的规定，还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史称“壬寅学制”的文件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8月15日，朝廷颁布的《钦定中等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里，其中规定全国的中等、高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制，逢星期天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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